剑指万亿级助贷市场的“助贷新规”（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普惠配资，离正式实施还有4个月。
分别位于北京和华南的两家头部助贷平台内部人士，向券商中国记者透露了其最新合规整改进展。共性是它们均在研究新规各项条款的基础上，逐条制定相匹配的执行计划，对现有业务流程进行全面梳理。
新规尚未落地，已对助贷市场起了前置影响。一家头部受访助贷平台直言高风险利率（24%—36%）对客产品的资金，近日已经“相当紧张”。有些合作资方银行为了整体对客资金风险审慎，直接将部分超出24%利率的对客资金拒批，以使高风险利率助贷业务缩量。
显性变化：助贷机构白名单首次被公布
离新规正式实施尚有4个月，助贷行业已有显性和隐性变化在发生。首先是显性变化，已有银行和消金公司等资方公布助贷合作机构“白名单”。
尚诚消金披露了截至3月19日的14家产品合作机构，蚂蚁智信、微众银行、度小满、信也科技、分期乐、平安融易等头部助贷平台在列。广州银行披露了截至4月25日的17家互联网贷款业务合作机构，平安融易、马上消金、分期乐、微众银行、蚂蚁消金、支付宝、网商银行、乐信、奇富等头部平台在列。
据券商中国记者粗浅汇总相关机构公告和公开报道，除了上述两家机构，至少还有承德银行、亿联银行、南银法巴消费金融、金美信消费金融等资方披露助贷合作机构“白名单”。这些名单上的助贷机构有不少交叉，大比例集中在行业头部企业，相较中小助贷平台兼具更大的在贷余额、更优的逾期表现、更完善的业务流程、更少的投诉量。
仅将这些来自互联网“大厂”旗下平台（蚂蚁、京东、字节、度小满、美团等）、赴美上市的金科公司（融360、乐信、信也科技、平安金融壹账通、嘉银科技）、头部互联网民营银行和消金公司（微众银行、网商银行、马上消金等）等的头部助贷平台在贷余额汇总，我国目前“狭义”口径的助贷市场规模普惠配资，就已经突破了万亿级。艾瑞咨询去年十月发布的《中国消费金融行业数据洞察报告》预测，2028年我国互联网消费金融助贷余额的规模将达到5.9万亿元。
据券商中国记者了解，现在资方开始公布合作助贷机构，是因为助贷新规第四条规定：商业银行总行应当对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通过官方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渠道披露，及时对名单进行更新调整，且不得与名单外的机构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
某长三角城商行相关业务人士告诉券商中国记者，该行入库助贷平台，除了看在贷余额和客户规模等量化指标；风控技术、业务流程、贷后管理、客户投诉等常规定性指标，还尤其要求相关助贷平台必须有跟零售业务较突出的银行的成熟合作案例，以及创始人背景和管理团队稳定性。
隐性变化：部分资方拒批超高利率资金需求
相较于直接被公布的“白名单”，新规带来的第二重变化更为隐性——部分资方银行正批量拒绝一些24%—36%利率之间的资金需求。
“我们家的合作行，好几家都在调整24%—36%利率之间的对客产品。这部分资金现在已经开始紧张了，好几家银行都不放款了，因为这部分客户的风险是不可能因为新规就下降的。”一名受访头部助贷平台人士告诉券商中国记者。
“我们合作行也是在收缩高风险利率业务。一种做法是对这些客户（24%～36%利率之间）进行再分层，挑出风险稍低的客户调低利率，比如说将其修改为24%以内利率叠加会员等权益产品；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将过高风险客户直接拒掉，完全不放款。”另一名受访人士称。
资方纷纷主动收缩高利率客群业务，是因为新规第六条规定： “银行应当完整、准确掌握增信服务机构实际收费情况普惠配资，确保借款人就单笔贷款支付的综合融资成本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有关规定”。
这几乎是“最致命”的一条，相当于用穿透式监管的方式，强制划定齐平24%司法保护上限的综合融资利率生存红线。
前述城商行相关业务人士向券商中国记者分析，这会造成两个影响：
一是过去助贷平台通过引入担保公司，把一笔贷款分拆称24%基础利率+X%（X%可高至12%）担保费的做法已经完全走不通，银行总行必须完整、准确掌握增信服务机构实际收费情况，将增信服务费计入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
二是扼杀靠超高利率定价、风险极度下沉的尾部助贷平台的生存空间。近期，超高利率对客资金成本不同程度普涨，尾部助贷平台赖以生存的高利差急剧收窄，甚至不少超高利率对客产品的合作资金告急。
“将增信服务费纳入综合融资成本可以规范定价机制，减少恶性竞争。这有助于遏制中小平台通过高费率获取收益的短期行为，而头部平台凭借规模效应和合规能力，能更高效地控制成本，通过差异化定价维持竞争力。”某头部助贷平台官方告诉记者。
银行和助贷机构的责任都在加码
为了响应新规和行业整体压降费率的大趋势，头部助贷平台都在主动或被动压降综合资金成本。
券商中国记者从前述位于北京的助贷平台了解，其一季度综合资金成本相比2024年四季度下降约30bp，预计今年资金成本会在一季度基础上，保持稳中下降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此前与资方合作高速增长，该平台截至今年一季度末的合作银行家数，仅比去年一季度末增长了四家。银行和助贷机构，似乎告别了以前轰轰烈烈、迅速携手的场景。而这也是在集中度越来越高的助贷行业里，参与主体响应越发严格的合规要求，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助贷新规之下，银行和助贷平台的权责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名助贷人士告诉券商中国记者：此前，“强势”一点的助贷平台（在贷余额大、覆盖客户数多），在面对一些较小的合作银行的时候，是有设定审批通过率下限的“议价权”的。而相关银行，对助贷平台推送的业务需求，很多时候又实施了“松审核”，过度依赖平台风控辅助支持。这些做法其实对银行自主评审贷款构成了一定程度干预，也成了一段时间内合作双方闭口不言的“潜规则”。
而新规的穿透式监管，是要从根源上“潜规则”减少甚至杜绝。
新规不仅要求银行加强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准入管理，审慎制定准入标准，有效实施尽职调查，从严审批，尤其强调总行应当与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签订要素完整、分工清晰、权责对等、公平合理的合作协议；还要求银行尽可能充分获取借款人基本情况、收入、负债、还款来源等必要信息。这些都使得银行真正提升自主风控能力，迫在眉睫。
窥一罚单而知监管逻辑。近期，消金机构添的一张新罚单，就是剑指助贷合作业务。监管日前对阳光消费金融发布罚单，阳光消费金融因未自主计算授信额度及贷款定价、贷后管理有效性不足、对合作机构管理不到位等，被处罚款140万元。
也有受访助贷平台人士告诉券商中国记者，除了银行的权责被加码，其实新规对助贷机构的要求也没有放松。除了准入更严格外，该人士认为新规其实鼓励助贷平台促进技术能力输出，增强与银行的合作黏性。
“头部平台在数据建模、场景分析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明显。银行可能更依赖头部平台提供的辅助风控支持，例如客户画像、反欺诈模型等。这也迫使我们要进一步提升我们风控辅助的水平普惠配资，形成技术赋能与合规监管的平衡。”前述头部助贷平台受访人士告诉券商中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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